最近，不少上海市民发现，身边的体育空间几乎可以用“火爆”来形容。除了一直颇受欢迎的打球空间、跑步空间，如今，就连承载“看上去有点慢”的健步运动的健身步道也人气颇旺。这让1月18日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建设一批高品质运动空间和社区健身场所的决定，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
如何落实该决定中“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复合利用”的构想？如何在“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开发出让更多市民动起来的新可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徐磊青教授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见解。
户外空间的价值
日渐凸显
解放周一：您一直做社区空间规划方面的研究，也参与了一些公共空间和社区空间的规划和打造，就目前市民反映较多的“供给不足”问题，您怎么看？您认为，下一步破题的关键是什么？
徐磊青：上海既有的体育空间和社区健身场所“供给不足”之所以在近期会表现得比较明显，我个人认为，有下面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随着市民生活品质普遍提高，大家对个人健康更关注了，多多锻炼身体是大家更多关注健康之后的必然选择。
其次，客观来说，上海属于空间密度较高的城市。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用于展开户外活动的公共空间本就不多，甚至比日本一些城市的空间密度还高一点，和香港地区的情况比较相似。
在过去很多年中，我们的城市居住区规划实施标准考虑到了一定规模的户外活动空间，但是受各种条件和认知水平所限，我们划定为户外活动空间的量不是很大。这部分量并不大的空间后来有的打造成为广场，有的打造成为绿化，给体育空间留出的余地就少了，指定用途的体育空间就更有限了。近年来，这个比例有所提高。这当然是好事。但至少在目前来看，增量还够不上蓬勃发展的运动需求。
有一个情况倒是新近发生、比较明显的。那就是，近来，很多朋友反映，身边的体育空间、健身场所很受欢迎，甚至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我也感同身受。仔细想来，一方面，这是城市人生活品质越来越高的进一步体现；另一方面，更多人感受到了户外活动、户外空间的价值。由此，人们对户外活动的重视程度也比较明显地增强了。
从我比较熟悉的几个社区来看，在一些包含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体育健身空间的社区综合体，过去，选择在室内部分进行运动的市民居多。最近，选择室外的人明显多了起来。很多室外空间明显比室内空间更热闹。
这一现象背后有几个可能性。第一，因为疫情防控，也因为社交距离的限制，大家可能觉得到室外去运动更安全一点。第二，疫情或多或少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到户外去运动可能会锻炼得更充分。第三，从空间的公共性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户外空间的公共性要比室内空间的公共性强得多。
这里所说的“公共性”包括空间的可达性、通透性、可承载的社交互动的丰富性，等等。总体上来说，如今很多室内活动的开放度越来越高，但它们在公共性上还是比不过那些在户外举办的活动。
换言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既改变了我们既有的行为方式和活动选择，也让人们开始重视户外空间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包括个体对自由、对健康、对安全，甚至是对新鲜的空气更进一步的认知。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未来，大家对运动空间、健身场所的舒适度的重视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供和需可以互相促进
推动“正向循环”是关键
解放周一：在存量不充裕且原有标准留白不多的情况下，如何找到解决“供不应求”问题的突破口？
徐磊青：有两个思路或许可以缓解“供不应求”：一个是“见缝插针”，一个是推动“供”“需”双方互相促进、形成“正向循环”。
所谓“见缝插针”，就是基于市民需求和活动偏好，尽可能从空间存量中挖掘潜力。
香港地区的城市空间密度跟上海差不多。虽然他们总体上可以用于运动和健身的场地也很有限，还有很多坡地，但他们还是会见缝插针地布置一些体育设施，甚至是开发一些因地制宜的户外健身项目。在香港，我见过半个足球场、半个篮球场等；当地居民对“爬山”的热衷，则与其对环山步道等相关设施的打造、完善不无关系。
即便在空间密度比上海低不少的美国纽约，一些小区也不过是在社区里放几个篮球架、放几个非标准尺寸的球场、沙坑，孩子们拿起篮球、棒球棍就去锻炼起来了。
这启发我们，场地不够、空间不够是一个硬约束，但是想办法让大家把存量空间用好、用足恐怕更不能忽视。
所谓推动供需双方互相促进、形成“正向循环”，说的是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固然重要，培养市民的运动健身习惯也非常重要。除了那些需要较大空间的运动项目，还是有不少项目对空间的需求不是那么大，但很有利于培养运动健身习惯。在未来的空间打造中，对这样的项目，我们也要重视起来，基于扎实的需求调研，进行更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
需求和供应之间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过去，我们的体育空间、健身场所供应不足，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大家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未来，当我们增加了设施和空间的供给，它可以进一步引导需求、培育需求。假以时日，需求和供应之间就会形成“正向循环”。
健身步道多了，能体会到步行的好处的人会慢慢多起来；球场多了，打球的人会逐渐增多；当大家的运动健身习惯愈发稳定、成熟，城市规划中对空间的布局也会有越来越合理的配置。当务之急，我们要鼓励大家多多运动、培养运动习惯，过更健康的生活，为正向循环的形成创造更好的群众基础。
增加供给之后
还需重视运营与维护
解放周一：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您认为，为体育空间的增加提供一些确定的标准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就上海的现状而言，可以有哪些具体的抓手？
徐磊青：第一个抓手可以是15分钟生活圈的建设。这两年，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直在推15分钟生活圈的项目试点。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在做15分钟生活圈规划的时候，就把体育健身设施及其用地空间编制到蓝图里去。
第二个抓手可以是活化利用一些没有被合理使用的空间，同时在营造一些新的公共空间的过程中，选择合宜的空间向体育空间的打造倾斜。
最近，上海已经出现了将桥下空间打造为体育空间的案例。桥下空间理论上不属于社区，由市政部门管辖。按照现行规范，它的用途大致有三：绿地、停车空间、道路系统所需的仓储空间。但无论如何，桥下空间具有公共属性，它的功能用途能否拓展是可以讨论的。
此前，广州将天河区北环高架桥的桥下空间改造为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等，为周边居民提供廉价运动场地，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这样的做法既很好地利用了空间、集聚了人气，又避免了卫生和安全“死角”的出现，增进了立交桥所在空间与周边街道、社区的融合度。相关的做法和尝试值得我们跟踪关注。
除了桥下空间，我们还有一些具有公共属性的空间为公共机构所有。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这些空间能不能在机构工作人员下班后或某些具体时段，开放给社区和市民使用，我觉得也可以研究、讨论。
解放周一：这些年，您参与了不少社区空间的打造。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经验，同样适用于对体育健身空间的打造？
徐磊青：在增加场地供给之后，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要想办法让这件好事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用起来；一个是提供了场地之后，一定要注重管理，高度关注运营和维护。
现在，我们有些社区设施、公共空间做好了以后人气不足，或者出现折旧以后没有资金去维护和修理。问题就出在，我们重建设、轻运营。我们要改，因为只有在建设的同时重视运营，空间的品质才有了可持续的保障。毕竟，场地可以低成本地提供给市民使用，但保质保量的服务一定是有成本的。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请专业公司、专业团队来进行管理、运营和维护。
尤其是现在大家期许较高的“复合利用”、提高单位空间的使用效率，对运营者的管理能力和资源调度能力要求很高。这项工作由具有专业能力的组织进行团队化作业，是最容易实现的。在这方面，成都下涧槽社区打造邻里月台的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
邻里月台是一个整合政府、社会各类资源共创的空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社会组织作为运营方，社会企业作为可持续运营的合作方，街道以“资源换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一起，探索公共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为了使邻里月台具有可持续的造血能力，整个合作采取了“公益+商业”的模式，并将运营收入的5%放入专项基金，实现初步的反哺功能。
这一合作机制的建立，一方面整合社会资源参与社区发展治理，解决了空间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以“空间+社群”的方式，吸引社会力量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与此同时，运营团队通过对已有空间的整合，基本实现了区域功能的多样化和多时段化，室外空间的利用具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可交互性。
随着体育运动日渐成为市民品质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提供设施和空间是第一步，体育空间、健身场所叠加良好的管理和运营是第二步。良好的运营一方面能让空间得到高效的利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空间本身得到更好的管理和维护。设施本身是固定的、功能也是有局限的，但人的策划和主观能动性是无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质量的运营还能弥补空间设施的有限性，开拓出更丰富的空间利用新可能。
